说起牡丹，总能想到它的娇艳多姿、雍容大方、倾国倾城。人们还赋予它“百花之王”的美誉。牡丹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特有花卉，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或丘岭中，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，而变野生为家养，春末开花，花大而美。
关于牡丹的最初的记载出现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，南北朝时已牡丹已经开始被栽培和用来观赏。据史料记载，从隋朝起牡丹就成为了名贵的观赏花卉。唐时盛栽于长安，观赏牡丹的盛况在唐代也是达到了顶峰。宋代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中有“自李唐来，世人盛爱牡丹”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牡丹深受唐朝达官贵族以及文人骚客的宠爱，因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咏赞牡丹的诗词。据统计，仅《全唐诗》中就收录了吟咏和涉及牡丹的诗词首左右。但传颂至今，让后人见到牡丹便情不自禁吟咏的大概就是刘禹锡的这首《赏牡丹》了。
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原诗句是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其中的最后两句成为千古名句，然而诗中所写的牡丹盛景究竟是在长安还是洛阳引起了很多争议。这首诗描写的场景究竟是哪里呢？
其实这里面无非就是牵扯到两个问题，唐朝的京师和唐朝的牡丹。唐朝的京师究竟是哪里？长安还是洛阳？这就要从史料中去找答案。关于唐朝的史书最权威的就是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。
《旧唐书》中称长安为京师，《旧唐书·志第十八·地理一》记载：“秦之咸阳，汉之长安也。隋开皇二年，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，今京师是也。”而《新唐书》中自唐初长安被称为“京城”，其后又有“西京”、“中京”、“上都”等称号。长安自初唐开始就被称为“京城”、“京师”，并贯穿整个唐朝。
《旧唐书》中洛阳被称为“东都”。而在《新唐书》中显庆二年以后洛阳被称“东都”，武周时期称为“神都”，天宝年间称为“东京”。《新唐书》还记载：“上元二年罢京”。说的是公元年唐肃宗明确地取消了洛阳的“东京”称号，后来又恢复了“东都”的称谓。至此后至唐末洛阳均被称为“东都”。所以关于唐代的正史之中，从没有称洛阳为“京城”的记录，被称为“东京”也只有19年。
唐代的“京城”指的是长安不仅在正史中有记载，那些文人诗作中也有大量的描述。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的“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虾蟆陵下住。”其中的“京城”指的就是长安。还有刘禹锡的《答张侍御贾喜再登科后自洛赴上都赠别》：“又被时人写姓名，春风引路入京城。知君忆得前身事，分付莺花与后生。”这其中的京城明显指的是长安。
我们再来说说长安牡丹和洛阳牡丹。今天的人们把牡丹称为“洛阳花”，以为洛阳牡丹名扬天下。但洛阳牡丹，是从宋朝以后才开始出名的，宋朝以前，特别是有唐朝的近三百年的历史中，牡丹花则已唐朝的首都长安最为出名。
有唐一代，中国的牡丹花始终是以长安为中心，京城长安的牡丹就从来没有衰败过。唐代诗人歌颂牡丹的诗词中所描述的牡丹，大多都是长安牡丹，并非洛阳牡丹。
唐代诗人武元衡《闻王仲周所居牡丹花发因戏赠》写道：“闻说庭花发暮春，长安才子看须频。花开花落无人见，借问何人是主人。”唐代诗人王贞白的《春天王院牡丹》描写：“前年帝里探春时，寺寺名花我尽知。今日长安已灰烬，忍随南国对芳枝。”唐代诗人王建的《长安春游》描述：“骑马傍闲坊，新衣著雨香。桃花红粉醉，柳树白云狂。不觉愁春去，何曾的日常。牡丹相次发，城里又须忙。”像这样描述长安牡丹景象的诗词还有很多。比如“三条九陌花时节，万户千车看牡丹”，“长安牡丹开，绣毂辗晴雷”，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”等，这些都是对长安牡丹盛况的真实写照。
唐代的长安牡丹，是以开完天宝以后最为繁盛。《国史补》中有记述：“京城（指长安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，每春暮，车马若狂。一本有值数万者。”而白居易的一首《买花》诗，更是把当时长安城内的牡丹花市的景况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《买花》诗中写道：“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贵贱无常价，酬值看花数。灼灼百朵红，戋戋五束素。上张幄幕庇，旁织巴篱护。水洒复泥封，移来色如故。家家习为俗，人人迷不悟。有一田舍翁，偶来卖花处。低头独长叹，此叹无人喻。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”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唐长安的市井生活以及习俗风尚。唐时长安城的居民对牡丹花的独爱偏爱，特别是牡丹花盛开的时节，人们那种争先恐后的观花、买花、护花、卖花的热闹场面，本身就反映出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。
历史上，洛阳牡丹之盛，则是唐朝衰亡以后的事。宋代，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，栽培技术更加系统、完善，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。这其中有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谱》、《洛阳牡丹图》以及《洛阳风土记》；周师厚的《洛阳牡丹记》、《洛阳花木记》；张峋的《洛阳花谱》等等。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欧阳修了，他在一篇《洛阳牡丹品序》中对洛阳牡丹大加赞赏，从此洛阳的牡丹才算真正的名冠天下了。
我们再来说说刘禹锡《赏牡丹》的创作背景和时间。刘禹锡写此诗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，其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，国家政治腐败，朝廷内宦官专权，各地的藩镇割据于外，大唐政权陷入严重的危机。
当时朝中出现了以宦官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刘禹锡与王叔文、柳宗元参与的改革派的激烈对抗，改革派以惩酷吏、罢宫市、免欠赋、禁额外加征为主旨，史称“永贞革新”。最终改革以失败而告终，改革派遭到了无情打击，参与“永贞革新”的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被贬放外地，史称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
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后，途至荆南（今湖北江陵）时，朝廷又以刺史“不足偿责”为由再贬为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司马。十年后，他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。游玄都观时写了首题为《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》的诗。因这诗“语涉讥讽、执政不悦”，刘禹锡再被贬为连州刺史。
刘禹锡被流贬在外二十三年才被召回长安，看到牡丹盛开而作的一首七绝《咏牡丹》。此诗即写唐人赏牡丹的盛况。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，后世的多位学者也进行了考证。其中由陶敏、陶红雨校注的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根据诗中用李正封“国色”之语推测此诗为大和二年（公元年）至大和五年（公元年）刘禹锡在长安所作；瞿蜕园的《刘禹锡集笺证》则认为，此诗于唐大和年间刘禹锡重入长安之时所作；高志忠的《刘禹锡诗编年校注》认为，此诗与《浑侍中宅牡丹》作于同时，而《浑侍中宅牡丹》作于长安大宁坊的浑侍中宅第；吴钢、张天池《刘禹锡诗文选注》疑此诗为永贞革新时所作，而“永贞革新”发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。
所以，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中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中描述的牡丹是长安牡丹，而京城则指的是大唐京师长安。
